授予和平奖，意味着人们会把你当成要对世界严肃发声的那类人——发表声明、表明立场，甚至采取行动。如今，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把自己推到了这样的前台，他想“成为真实的总统”，想在达沃斯与唐纳德·特朗普、大卫·贝克汉姆等名流并肩，因此世界的烦恼也随之找上门来。
伊朗前国脚阿里·卡里米便在等待回应。卡里米代表20位签字者——其中包括教练、裁判和体育记者——向因凡蒂诺致函，要求对伊朗镇压民众的“系统性压迫、大规模杀戮以及构成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行为”表态和声援。信中写道：“足球，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现象，在面对处决、杀害、任意逮捕以及对运动员的威胁时，不能也不应该保持沉默。面对这些罪行保持沉默等于放弃全球足球宣称要捍卫的原则。”
目前伊朗的死亡人数约为1.8万，或更多，其中包括若干与足球相关的遇难者：2016年仍在伊朗顶级联赛出场的莫杰塔巴·塔什里兹（Andisheh遭遇安保人员时为保护妻子而亡）、女足助理裁判萨赫芭·拉什蒂安、青训教练梅赫迪·拉瓦萨尼、青年球员阿米尔侯赛因·穆罕默迪扎赫与雷宾·莫拉迪、以及海滩足球门将穆罕默德·哈吉普尔等。卡里米呼吁因凡蒂诺——作为国际足联主席与“和平奖”热衷者——以及200个国际足联成员国的主席们发声，但到目前为止，国际足联总部依然寂静无声。
因凡蒂诺自己也把问题搬上了台面——他曾在授予特朗普和平奖时不露声色地致辞：“这正是我们对一名领导人的期待；一位关心人民的领导人。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全的世界、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也是我们在世界杯上要做的，先生。”即便后来特朗普及其政策引发争议，因凡蒂诺与特朗普的关系似乎并未因此改变他的话语方式。卡里米或许被这种“说与做的交叉”所迷惑：会说“和平”并不等于真的致力于和平——在足球界，这类“和平制造者”并不少见。
近几周，关于抵制2026年世界杯的讨论甚嚣尘上。德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圣保利主席奥克·格特利希直言“是时候到了”，并质问：“上世纪80年代奥运会抵制的理由是什么？按我的估算，现在的潜在威胁比那时更大。我们需要讨论：当有人威胁、当有人发动攻击、当有人丧生时，是否越过了底线？”丹麦足球迷协会董事安雅·莉莉·贝克斯也说，美国在丹麦“非常不受欢迎”，过去一年赴美旅游销量大幅下滑，许多球迷讨论是否应该抵制世界杯，甚至有人直言“可能更希望根本别出线”。
然而，抵制的现实远比口号复杂。丹麦要先在附加赛中战胜北马其顿及捷克/爱尔兰之间的胜者才能谈去留；更关键的是，若要形成实质性压力，需要多国尤其是欧洲大国真刀真枪地威胁退出。以英足总为例，比起放弃世界杯，他们更可能做些戏剧化的表态——实务上撤出几乎无望。历史也并不支持这一点：2018年3月4日俄罗斯特工在英国领土上实施毒杀未遂事件后，英格兰仍按计划赴俄拉开世界杯集训，时任外相鲍里斯·约翰逊只建议英方要避免访问俄罗斯的高官出席而非要求球队抵制。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彩虹臂章事件同样说明了这种软弱性。多个国家本欲佩戴“OneLove”臂章以声援LGBT+权利，国际足联却以罚牌相威胁——并提出裁判将对佩戴臂章的队长出示黄牌，导致队长累积停赛的连锁惩罚。面对这种规则现实，英足总以及其他国家最终选择放弃了原本的抗议方案，没有队伍通过轮换队长或让替补门将领队等方式规避制裁，全都退让了。国际足联固然有责任，但各国也显露出不愿真正为原则付出的软弱。
回到赛场内的“混乱”话题，TNT Sports把欧冠小组赛最后轮打成了“Matchday Mayhem”，看起来煽动性很强，但实质不过是：所有英格兰球队都已出线，真正悬念只是他们以何种名次晋级，谁需要打附加赛。此刻处于附加赛区的只有曼城，他们可能面对摩纳哥或埃因霍温——后两队近期状态均不算强悍。更广义地说，英超目前在欧洲积分榜上明显领先，短期内英格兰极有可能拿到五个欧冠席位，这使得联赛中前八名都在觊觎下赛季的欧洲资格。至于第二名竟是远远落后于英超的波兰，这更多是阶段性排名，后续仍会被德、意、西的代表超越。
最后一笔回到英格兰本土：水晶宫在联赛中已11场不胜，排名第15，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距离一个欧洲席位仅五分之遥。主帅与俱乐部老板之间的耐心正在消耗。有人建议以3500万英镑将前锋让-菲利普·马特塔卖到诺丁汉森林以换取资金，但这笔交易对双方都不合算：对水晶宫而言价低且削弱了保级希望；对球员而言，加盟仍在降级区徘徊的俱乐部显然不是最佳选择；而对拥有马里纳基斯的森林而言，马特塔的进球或许能解燃眉之急。如此一来，这笔看似能解决问题的买卖，其实难言合理。
总之，足球界关于和平、抵制与原则的高谈阔论，常常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大多时候，更像是一场为了形象而做的表演，而非真刀真枪的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