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2030年的假想头条或许会写道：“彼得·曼德尔森几乎稳拿国际奥委会主席”，备选是“前工党贵族或将登顶国际足联”。这种设想并非全无根据——曼德尔森一生善于用“甜言蜜语”与富有且颇具争议的人物交好：印度古杰拉家族、唐纳德·特朗普、杰弗里·爱泼斯坦、奥列格·德里帕斯卡。放他进IOC或FIFA这样的机构，似乎天作之合——这些组织在历史上多次显现出迎合权力与金钱的倾向。
作者认为，曼德尔森可能比现任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或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科文垂更“合拍”，甚至可能超过塞普·布拉特、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或若昂·哈维兰日等在位时也深受争议的人物。曼德尔森（撰文时仍保有“Lord”头衔）若任职，总统级别常获称呼“阁下”，何必非要贵族封号？
有人曾用哈罗德·威尔逊描述爱德华·希思的话称他是“寻找脊柱颤抖处的一阵寒意”，但作者更倾向于把曼德尔森形容为“行走的道德真空”。除非这些人真正承受来自被其背叛群体（对曼德尔森而言即英国公众）的全部谴责，否则他们很难体会到所谓“有责任有利害（skin in the game）”。曼德尔森多次在丑闻后重返公职，辞职常被视为策略而非出于荣誉感。
而对于这样的人选来说，FIFA或IOC反而是最合适的归宿——两大组织在制度上亦多次显现“道德真空”的特质。本周，科文垂和因凡蒂诺都发出信号，愿意接纳俄罗斯重返国际体育大家庭，使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继续发动对乌克兰战争的同时，仍能利用参赛与奖牌带来的宣传红利。作者称这不是简单的体育洗白，而是“屠杀洗白”（massacre-laundering），并把这种做法与1936年柏林奥运所带给纳粹的名誉相提并论。
普京从俄罗斯重返“体育家庭”中获得的宣传利益并非空穴来风。俄罗斯曾被指控实施大规模国家级兴奋剂计划，甚至有情报机关想出重新封闭与开启尿样容器的方法，以规避检测——其目的正是与“胜利者”合影，从中反射出荣耀。独裁者历来借体育与奖牌获取光环，而那些自诩为美德堡垒的体育组织，在此过程中往往充当了可笑而危险的帮凶。
这也正是作者认为曼德尔森“合适”的原因之一：他擅长被“说服”。在谈及自己在爱泼斯坦被定罪后仍相信其清白时，曼德尔森对英国广播公司政治编辑劳拉·库恩斯伯格曾表示自己被“说服”了。作者怀疑：若是一个拿最低工资之人的苦苦辩解，曼德尔森会同样被“说服”吗？还是说他之所以被“说服”，正因为爱泼斯坦极其富有，能够据称向曼德尔森的男友与曼德尔森本人转账、提供度假与奢侈享受，甚至留下曼德尔森穿著三角内裤的尴尬照片？对此，曼德尔森坚持自己并非出于金钱动机，也没有触犯刑法。
在作者看来，“易被说服”恰恰是顶级体育官员的一项重要“技能”。米歇尔·普拉蒂尼曾被“说服”支持卡塔尔获得2022年世界杯（尽管许多专家认为卡塔尔本身并非最佳选择），其子又在巴勒达体育（卡塔尔背景公司）得到了职位，被说成“巧合”。塞普·布拉特被“说服”相信把世界杯交给俄罗斯会“稳定欧洲该地区”。因凡蒂诺则更加“前瞻性”地被说服认为特朗普应获类似和平奖项，几乎无需白宫直接游说——我们可以称之为“潜在说服”。
可塑性（malleability）正是问题核心。FIFA和IOC可以向任何“有钱有势”的对象示好：民主民选的特朗普、逊尼派的卡塔尔王国，或是自恋的普京式独裁者——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实用主义。他们愿意讨好任何能“拿出钱”的人。这种讨好不一定通过棕色纸包或瑞士银行账户进行（正如2018/2022年世界杯争议所示），也不必全靠贿赂和佣金——盐湖城申办丑闻就显示出更隐蔽的运作：当时国际奥委会甚至在投票酒店设起包裹邮寄点，方便代表将“礼物”寄回家。
回忆盐湖城事件，美国IOC委员罗伯特·赫尔米克当时形容：“你被当作皇室对待，有加长礼车、名酒佳肴、酒店套房。我妻子连出门购物都怕——她一说喜欢什么，第二天房间里就会出现。珍珠胸针、五环项链。没人制止这种事。你开始觉得你应得这些东西。”那句“你开始觉得你应得这些东西”令人不寒而栗，也恰如其分地描绘出曼德尔森的心态：即便如今，他似乎仍认为自己配得上各种奢华与互惠。
综上所述，若以“会与权力和金钱共舞、能被说服并从中获益”作为衡量标准，曼德尔森无疑能在IOC或FIFA找到施展之地——在那些已被指为制度性道德真空的组织里，他反而再合适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