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期间，一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曾告诉我，生育改变了她的性格，因此她卖掉了自己的公司。这让我开始担心：当时我正处于体育记者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生孩子后是否也会放弃理想工作？我同时参加女子和男子足球队，是否也要告别心爱的运动？

我一直踢到孕肚明显，直到分娩当天仍在工作。但生下大儿子约3周后，我突然大哭，觉得自己除了陪在孩子身边，哪里都不能去。所幸，我此前给未来的自己留了字条，提醒自己那可能只是激素变化带来的短暂低潮。1991年世锦赛女子1万米冠军莉兹·麦科尔甘也给了我激励——她生下女儿伊莉什不到一年，便重返赛场夺金。女性运动员在生育后复出，不仅能丰富女子体育，也能让那些担心无法重返工作、无法兼顾家庭的人看到希望。2022年英联邦运动会上，伊莉什还打破了母亲保持32年的1万米纪录。

麦科尔甘25岁成为母亲后，赞助商得知她怀孕便终止了合作。如今，女足运动员或许不用再担心同样的问题：切尔西已作出具有开创性的决定，为希望冻卵的女子超级联赛一线队球员提供经济支持。对于不愿在运动生涯巅峰期中断训练和比赛的球员来说，这确实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让她们可以在退役后组建家庭。

但这项政策背后的信号同样令人担忧。那些在二十五六岁怀孕的球员，会不会被贴上“不职业”的标签？冻卵并不能保证未来一定能够生育，而在三十多岁怀孕也未必适合所有人。倘若雇主开始参与员工的家庭规划，这是否健康？如果一名员工入职时拿到的不是停车位，而是一份“冻卵补助”说明，难免会感受到一种隐含期待：把生育推迟大约10年。即便球员对此心怀感激，这也可能把怀孕塑造成职业生涯中的不便，而不是一件无论身处哪个阶段都值得珍视的事情。

体育运动尤其放大了这一矛盾，因为女运动员的竞技巅峰往往与生育年龄重合。生育会让她们错过部分训练和比赛，但其影响未必比前交叉韧带撕裂更严重，而且母亲身份也可以成为争取荣誉的动力。英国体操运动员爱丽丝·金塞拉将在生下儿子帕克一年后代表英国队参赛。她25岁，所从事的体操长期缺少母亲榜样；为复出所付出的努力，不仅是为了在孩子面前比赛，也是在证明女性成为母亲后仍有时间站上世界舞台。

男性球员早已习惯在赛季结束时抱着孩子或牵着孩子走上球场，孩子穿着印有父亲名字的球衣，在巡场仪式上尝试踢球，球迷还会为他们欢呼。过去，一些俱乐部甚至鼓励男球员早早成家，以减少夜生活和酗酒。如今，如果社会反过来要求女性为了职业而推迟家庭，就等于剥夺她们与孩子分享胜利的机会，也剥夺了公众见证女性生育后继续创造奇迹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