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1986年环法的一段残酷爬坡赛后，采访过一位选手。那是个酷热的下午，他在阿尔卑斯的山脚几乎被掏空，身体与意志在较量。放弃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只能在观众间寻求帮助，哀求着“Poussez moi（推我）”。有人短暂扶他一把，让他挺到下一个发夹弯，但也有人在场边喊道：“别推他，违规则，而且他拿那么多钱爬山呢。”当时并没人严格执法，而这位车手的年薪只有6,000英镑。
读到《每日电讯报》记者Jeremy Wilson关于戈登·麦奎因（Gordon McQueen）死因验尸庭裁定的报道，我又想起了那天的场景。资深验尸官Jonathan Heath认为：“球员通过头球所承受的重复性头部冲击，很可能促成了慢性创伤性脑病（CTE）。”他判断CTE与血管性痴呆的结合，导致麦奎因因肺炎去世。死后，家人同意对戈登的大脑进行检查，神经病理学家Willie Stewart发现了CTE与血管性痴呆的证据。若有一种病我们已知无疑，那就是CTE会致命。
麦奎因家人希望提高公众对重复性顶球风险的认识，强调这不仅是职业球员面临的问题，教育孩子、老师和教练应成为当务之急。女儿海莉（Hayley）说，父亲深爱自己的球员生涯与球友，家人并非要求全面禁顶，而是当戈登意识到脑部出现问题时，他把原因与职业生涯中大量顶球联系了起来。戈登曾对家人说，如果能重来一遍，他绝不会像以前那样做那么多额外的顶球训练。家人的温和诉求是：我们都要更重视这些危险。
Wilson的报道还凸显了家人对戈登的深情和来自足坛人士的支持——相比之下，足球管理机构的回应显得薄弱。报道下的网友留言把我拉回到了赛场边的喊声。有的留言同情并支持家属，但更多声音是责难和冷漠，认为球员拿高薪就该承担风险。举例有网友说：“不破坏这项运动的观赏性，就别指望职业层面会改。回报太丰厚了。”有人写：“你父亲不会想搞什么运动去禁止顶球的活动。他有美好职业生涯，换我们谁不想？”还有人直言：“他挣了好多钱，就别装可怜。”类似观点在评论区屡见不鲜，回响着那句“他拿那么多钱”。
作为球迷，我们当然希望喜爱的球队和球员全力以赴，把一切留在球场上。但如果我们真如口中所说地尊敬这些英雄，他们的福祉就应与我们观看比赛时的快乐同等重要。赛事和商业的推动者往往不用人提醒就会把运动员逼得更远、更辛苦，而我们的沉默恰恰成为了纵容的温床。
上周晚些时候，索尔兹伯里的一家验尸法庭还改写了克里斯·尼科尔（Chris Nicholl）早前的死因报告。尼科尔，这位曾效力北爱尔兰、阿斯顿维拉和南安普敦的球员，于2024年2月去世，享年77岁。起初死亡证明列为支气管性肺炎和肠道疾病，但在家属的努力下，验尸官最终认定尼科尔死于CTE的后果。长久以来，尼科尔就认为顶球导致了他的神经退行性病变。女儿凯西（Cathy）说，这一裁定“证实了我们长期的怀疑”，虽改变不了父亲的结局，但对理解他最后12年的病程和为法律上记录真相具有重要意义。
我敬佩凯西·尼科尔和海莉·麦奎因所做的努力。对于那些拿“他们拿得多就该承担”说辞来回应的评论者，或许该多一点同理心：这些曾带给我们快乐与激情的人，他们的付出和代价，值得被认真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