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年仅20岁的瓜迪奥拉成为巴萨主力并入选西班牙奥运队，担任队长时发现一件令他不能容忍的小事：队员证上把加泰球员的名字都写成了西班牙语。他当即向队通讯主管提出更正。当天在他身旁负责处理此事的拉蒙·米拉维特利亚斯回忆：“佩普的话不带愤怒，但很有力，好像要挑起对抗。他当时就是毋庸置疑的加泰主义者。”
上周，瓜迪奥拉在巴塞罗那圣乔迪宫为一场巴勒斯坦慈善活动站台，围着头巾谈及加沙被遗弃的儿童；周二在曼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又对巴勒斯坦、苏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明尼苏达的ICE枪击表达愤慨，“对不起，但这让我很痛心，”他说。近年他的政治声音明显扩展，但也因与卡塔尔和阿布扎比的联系而显得选择性明显。
瓜迪奥拉生于加泰农村小镇桑佩多尔，13岁入读拉玛西亚，受蓝红世界观熏陶，后来以球员、教练双重身份成为加泰民族主义的公众象征。他在政治敏感议题上的表态常常引发两极反应：保守派的谴责与分裂主义者的拥护并存。2018年《国家报》将他比作宣传部长戈培尔，称其“利用新闻发布会自信地扭曲现实”；2022年《先驱报》甚至刊文问“瓜迪奥拉能当总统吗？”——这些争论说明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退役后，瓜迪奥拉对政治的兴趣并非一时兴起。2006年短暂尝试政治采访，曾与时任中左翼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合作拍摄一部纪录片，跟随其出访塞内加尔、在纽约会面并一同观赛，但该片原定2007年播出最终未公开。一名长期在Mediapro工作的员工评述称，“时机不对，我们没有放映。”
桑佩多尔是加泰文化和政治传统深植之地，巴士旗（Senyera）常挂阳台，周边巴赫赫斯区域是加泰共和左（ERC）的重镇。父亲瓦伦蒂是瓦工，曾对媒体说能想象儿子将来为加泰国家队执教而不是为西班牙出任国家队。妹妹弗朗西斯卡在加泰政府任要职并长期负责对外关系。镇中心的广场有一座“布鲁克的军鼓手”雕像，象征抵抗传统。
在拉玛西亚，俱乐部并没有刻意灌输某种党派意识，但有一种整体的加泰观念贯穿训练与生活。米拉维特利亚斯在其著作中对比道：在皇马他们称青训为“La Fabrica（工厂）”，更像造球机器；而拉玛西亚更注重对球员的公民教育，带有“洗脑”的意味。瓜迪奥拉也因此与多位加泰文化人物结下深厚联系——歌手鲁伊斯·利亚奇和诗人米克尔·马蒂·伊·波尔对他影响甚大。2015年他在慕尼黑文学活动上朗读过马蒂·伊·波尔的诗句，译意为“我们几乎只有我们所拥有的，那就足够了……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与之共存。”
作为球员与队长，瓜迪奥拉并不回避表达个人立场；他既关心自己形象，又有强烈的自我意识。1992年欧冠夺冠后，他在加泰政府宫的阳台上向下方球迷高呼：“加泰公民们！奖杯就在这里！”这句话回响着1977年塔拉德利亚斯返乡时的经典口吻。2004年他亦直言：“加泰是我的国家。法律要求我为西班牙队出战，因为加泰国家队没有官方承认，我很高兴能为西班牙效力，但你无法否认自己的感受和热爱。”
执教生涯让他的政治立场更为鲜明。执教期间（尤其在拉波尔塔任主席时期）他用言语、行为和选票支持独立运动，即便后来在慕尼黑和曼城的“流亡”期间仍不改初心。巴萨在他执教时期的成功，与加泰民族主义支持的上升几乎同步：足球与政治互为助力。联结中既有显性的表达——2013/14赛季推出黄红相间的加泰配色球衣、夺冠时场内跳传统舞萨尔达纳——也有他自身在媒体中的话语。2011年对穆里尼奥的回应中，他说过一句带有抵抗意味的话：“我们这个队、这个国家摔倒过很多次，但每次都站起来了。”2017年非法公投前，他在蒙特胡伊克的独立集会上称加泰人民是“国家的受害者”。
但他的立场并非没有矛盾。尽管常为压迫发声，他却以有偿大使身份出席了卡塔尔2022年世界杯推广，卡塔尔在女性与LGBT权益、外来务工者待遇上备受批评。瓜迪奥拉为此辩称自己“基本上在那里生活过”，但在大规模劳工虐待暴露下这一说法显得苍白。曼城的所有者谢赫·曼苏尔来自阿联酋，国际特赦组织指出该国对亲巴勒斯坦言论有压制趋势，这也使瓜帅在曼城立场被认为存在张力。
就近的批评也很直接。曼彻斯特犹太代表委员会谴责他就加沙发表意见时，同时未借其显著平台对数英里外一次犹太教堂致命袭击的受害者表示同情，这令相关言论格外刺眼。被问及此类批评，瓜迪奥拉回应：“如果无辜的人被杀，我谴责一切，不会区分谁更重要。”
在巴萨，有声音期待他有一天回归并竞选俱乐部主席而非仅仅再执教一任。他的革命性冲动与“特殊自我”在需要选票的俱乐部政治中无疑是一股强大力量。但与此相对的看法认为，超越球场一直是他的目标——从打造完美比赛与标志性球队，到成为一个其影响超出球员和草坪的教练。正如他在周二所言：“我不会改变什么，但我在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