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扩军至48队的世界杯成为历史上国籍最交错的一届：1248名参赛球员中有292人出生在非所代表国家，占比23%，远高于2006年9%的水平。小组赛首轮75粒进球中有15%由出生地与所穿球衣不同的球员打入，开赛首七天每天至少出现一位此类进球者，数据凸显了赛事的多元与流动性。

个人故事映照整体趋势。伊拉克队前锋阿里·阿尔哈马迪经历从伊拉克、约旦到利物浦的旅程后回到世界杯；对阵挪威的另一名球员特洛·阿斯高德出生于利物浦却为挪威出战；哈兰德则出生在利兹。摩洛哥的伊斯梅尔·赛巴里出生于西班牙塔拉萨，在比利时长大并为摩洛哥攻入对巴西1-1的进球并在对苏格兰的比赛中打入制胜球。澳大利亚的奈斯托里·伊兰昆达出生于坦桑尼亚难民营，随家人移居澳洲并在温哥华打入澳大利亚世界杯史上首位在境外出生球员的进球，他说：“我知道有一天，可能有一天，我会在世界杯进球。” 美国前锋福拉林·巴洛根出生于布鲁克林、曾为英格兰U21出场，如今为美利坚攻入两球。

变化源于规则与策略。2021年国际足联放宽换队资格——允许在21岁前最多三次成年国家队出场者改换国籍——推动各国加强海外侦察与招募。库拉索实施的“荷兰出生球员回归计划”便是典型，荷兰出生球员本届有65人，其中25人为库拉索出战。统计显示，本届有99名法国出生球员（其中53人来自巴黎及其郊区），但法国队仅收录23人；摩洛哥、突尼斯及刚果（金）等队中超过半数球员出生于他国。德国有50名、英格兰48名出生地不同的参赛者，英格兰阵中约20名球员本可为其他国家出战。

与此同时，这届“移民杯”也在争议与政治限制的背景下进行：伊朗、海地、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等国签证发放被暂停或受限，中东与非洲记者被拒、索马里裁判遭拒绝入境，伊朗队被迫在墨西哥集训并仅在比赛日入美。流动与排斥并存，使得国籍、归属与世界杯的包容初衷显得更为复杂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