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刊登某张照片或一句无心话之前，编辑都会思考：当事人是否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坐下来与球迷组织私下交谈的人，能否合理期望其言行保持私密？
哈罗区品纳的芬克尔斯坦男爵（Baron Finkelstein），在泰晤士报圈内被称作丹尼，是切尔西的长期支持者和季票持有者，常代表俱乐部与球迷团体见面。他与球迷组织NotAProjectCFC的私下谈话内容近日被公开，虽未直接点名，但这位董事很快被认出就是丹尼。该组织报道中所称的“臭骂式争执”其实源于丹尼一句“显而易见我们正在打造世界最顶级球队之一”的激烈表述，媒体稍加放大便成了头条。
丹尼本人应对自如，我不是来当他的保护者。我关心的是公众、媒体与16岁新星马克斯·多曼的关系。多曼在周六对埃弗顿的比赛中上演夺目表现后，外界只觉得他需要被“保护”的对象是媒体——这当然可以理解。16岁的球员不必被迫发声，他们更重要的是上场踢球。尤文·贝林厄姆在国家队不是每次都做采访，这也并未妨碍他发展；阿什利·科尔也曾选择避开媒体，但仍是英格兰有史以来最佳左后卫之一。
场面氛围决定了不同结果。周六如果把多曼推到镜头前，他不会遭受严厉盘问，现场都是赞美与欣喜。但把一个正处在成长关键期的少年放进陌生人堆里提问、特别是围绕“你是不是非常特别”的话题，反而可能把自由与天赋压垮。多曼自小接受系统训练却能踢出天然的洒脱，尽量保持这种天性对他更有利。
但危险不仅来自正式媒体。多曼会满17，会出门社交，会做年轻人喜欢的事。谁能保证没有人会拍照、爆料、出卖他的隐私？伦敦一桩正在进行的法庭案件正围绕名人如何被非法侵入展开。我在此不评判法理对错，但从业多年，深知“成事者多”。任何丑闻往往不是单方面造成的。
回顾足球界的旧案更能说明问题。1996年英格兰队在中国与香港集训期间，温伯利主帅特里·维纳布尔斯放人外出，由助教布莱恩·罗布森负责实行凌晨2:30回营令。球队深夜在China Jump玩闹，次日阿兰·希勒酒浸湿背、穿着香港七人赛T恤走进酒吧，与报社记者闲聊。真正引爆新闻的，是两天后回国时飞机上发现的5000英镑损坏，以及后来有人将那晚的照片以1万英镑卖给《太阳报》。那些照片并非职业记者拍摄，而是路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类事情随时可能重演。
媒体“先捧后打”的戏码常被夸大。谁想去抨击哈里·凯恩或迪克兰·赖斯？谁希望菲尔·福登被先吹上天再被踩下来？媒体与球迷都希望球员表现优异，因为胜利带来更多读者、订阅和关注，一支成功的国家队比失败的球队更有“卖点”。换言之，媒体并非一味希冀英格兰失利。
但我们每个人也有责任。智能手机让每个人都可能变身狗仔，社交媒体令许多人变成无情的评论家。读一读艾玛·拉杜卡努失利时的评论区，或问问杰斯·卡特今年夏天的遭遇，就知道网络暴力有多容易发生。球迷组织将与俱乐部的私谈曝光，最终把发言者变成靶子——长远看只会让俱乐部更不愿意与球迷直接对话，或避免派出有影响力的高层面对面交流。
这不是危言耸听。回忆起罗伊·霍奇森当年在地铁上讨论里奥·费迪南德是否入选英格兰队的插曲，传闻使他之后不再愿意在公共场合随意言谈。NotAProjectCFC在他们的报道中写道：“一开会我们就很快意识到，俱乐部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在向我们推销并试图说服我们接受他们的观点。”但这种结果谁也不意外：俱乐部高层出面，自然要为俱乐部立场辩护。芬克尔斯坦是CFC基金会主席，常与球迷见面。他在听，但不必总是同意。
教训显而易见：丹尼今后会更谨慎，那些靠近多曼的人也必须意识到各种陷阱。当今没有什么能完全保证“非公开”，并非所有路人在拍照时都清白无辜。媒体有责任，但公众也有责任——我们都该为保护像多曼这样的年轻球员尽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