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被当作“备胎”的记者——而这也正是妙处。英格兰在1994年世界杯预选阶段出局，报社相应缩减了报道阵容。我本来靠吉米·格里夫斯（Jimmy Greaves）的通行证跟队出征：他有专栏，我替他代笔，他去我就能去。可吉米当时在戒酒，担心比赛结束后会被诱入酒吧的场面，所以决定不去。我理解他的选择，也就失去了按常规随队报道的机会。
突然《独立报》向我抛来邀请，要派我去世界杯。我告诉老板后，他立刻加薪挽留，我反驳说：“你连世界杯都不派我去。”他却拍板：“你想去世界杯？那你就去。”于是我去了——只是所有热门场次都已被分配完，巴西、阿根廷、马拉多纳、罗马里奥之类的比赛都不在我的选择里，只能挑剩下的场次。
我的第一场是底特律外的庞蒂亚克Silverdome里美国对瑞士。转机赶登机口时就听见牛铃声——下一程全是手举牛铃的瑞士球迷。到酒店打开电视，连续几个频道都在滚动同一画面：一辆白色车慢速行驶，高空直升机拍摄，几辆警车尾随——画面重复播放，后来才知道是O·J·辛普森事件。第二天那场球1比1平局。
成为“备胎”也有好处。我可以随心所欲开车横穿美国，曾因高估底特律到芝加哥的距离被交警拦下；在高速上超车、远眺芝加哥天际线、耳里放着DJ Pierre的混音带，那种感觉很好。更重要的是，我得以追随一支出乎意料的球队：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有斯托伊奇科夫（Hristo Stoichkov）、早秃但魅力十足的前锋约尔丹·列奇科夫（Yordan Letchkov），球员们一方面想在美洲尽兴，一方面又和足协有矛盾——足协希望他们早早回到酒店、好好踢球、争冠，气氛颇为紧张。我则在美国各地泡唱片店，行李又添了一只箱子；在华盛顿待了一周，匆忙赶往奥兰多的机场时还听到广播响起“Martin Samuel，请到白色服务电话”，像电影《空中监狱》的桥段——如今手机早就毁掉了这种公共戏剧感。
吉米·格里夫斯也没让我失望。马拉多纳在达拉斯药检不合格时，他从埃塞克斯的沙发上一字一句写出一篇极具洞见的评论稿，证明有时候不到场并不妨碍写出有共情的人文报道。我的稿子在国内也颇受欢迎，我顺利从小组赛中“升班”，被派到纽约去报导墨西哥对保加利亚的比赛。
那场球在裁判贾马尔·阿尔-沙里夫（Jamal Al Sharif，叙利亚）的执法下出现很多争议——可以说是我见过最糟的判罚之一，部分问题甚至源于当时FIFA的所谓“扶持政策”。比赛最终靠点球分出胜负，保加利亚点球战胜出了局（点球3比1），他们进了八强，而我还在纽约——有机会看百老汇，去普利茅斯剧院看斯蒂芬·桑德海姆的《Passion》，竟然坐在保罗·纽曼旁边；在卡内基熟食店吃了传奇的咸牛肉三明治；又买了不少唱片，其中一首早期的Cevin Fisher《House Is A Feeling》（以Sunday School名义出）至今还常听。
八强抽签还有一场焦点赛：西班牙对意大利，赛地在波士顿。我这个“备胎”想出个主意：何不下到小意大利去看球？也许更有味道，万一什么都没发生也不过赔了盘意面。果然，我写了关于街区、餐馆和人情的稿子，还遇到一位可爱的姑娘；当罗伯托·巴乔进制胜球时她亲了我一下——只是庆祝的友好之吻。我离开去美国前刚结婚，没什么戏谑成分。报社竟然把我这篇在小意大利的花絮给了比比赛本身更多的版面，想必在福克斯堡顶着烈日写赛报的同事内心既欣慰又无奈。
第二天我真正到了赛场：保加利亚在那场可能是本届联赛最大冷门的比赛中淘汰了德国。现场气氛震撼，只有一小片“狂热保加利亚人”显得格外失控；而球员们早有自信，并且期待在曼哈顿好好庆祝。比赛后我第二天就坐飞机回国。保加利亚最终没能夺冠，但对我而言，这趟“被当作备胎”的世界杯之行很有收获：回到英国下一个赛季我就升任了首席足球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