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斯威夫特说过,她觉得部分歌迷的痴迷有些怪异。说到底,像她那样的名气是难以想象的。外界常以为这很有趣,但真实的感受或许并非如此。
我曾经带着乔治·贝斯特去看一次客场曼联对南安普顿的比赛。那段时间曼联状态不佳,报社要他写点看法。我去切尔西接他上车,他像酗酒者一样带了几听酒。上车时他说:“我坐后面,这样就不会被认出来。”我那会儿年轻气盛,以为他有内幕消息——其实他早就退役多年了。
快到南安普顿时,我们在红绿灯处停下,旁边正好有一辆曼联球迷的大巴。有人认出他,立刻乱成一团,敲窗、探头、吹口哨、喊叫。葡萄牙媒体曾给他封号“足球界的披头士”,那天的场面证明了称呼并不夸张。
到了球场,有个自以为是的保安不让我们进停车场,尽管车里坐着一位传奇人物。我们只好在边街找位子停车,步行入场。周围的骚动愈发激烈。过闸机时,有个男人硬要跟着进来,还对着乔治喊:“兄弟,我是他兄弟。”那人当天的发量恐怕比乔治出生那天还少,两人外貌相似之处微乎其微。
由此可见,普通人也会觉得公众关注有些古怪,并非只有泰勒·斯威夫特才会感到不适。举个例子,足球节目《星期日评论》(Sunday Supplement)在2007年前由吉米·希尔主持,名义上是在他的厨房里录制的。
其实那是个布景——窗外挂着一幅画,画中大道中央有个人遛狗,因是静态画,人和狗永远不动。每到商业广告时间,我们的制片人迈克就会冲进来,把我们面前盘子里的羊角面包撕得粉碎。为什么?因为天空体育(Sky)常收到投诉信,说这些粗鲁的记者没有动吉米夫人亲自做好的丰盛早餐。
有时吉米放假,节目照常在那“厨房”录制,仿佛我们是从温室窗户闯进去,随便凑合着吃早餐;窗外的那对人和狗依旧在永恒的散步。吉米有时还会诉苦,说自己去“厨房”路上遇到多么糟糕的交通,好像中间关了两条车道似的。他也常用一些听上去像是隐晦暗示的过场话:“我要去给肉上汁了”、“我要给独木舟上漆了”——大家都当这是无心之失。我总觉得那些话是他和高尔夫俱乐部的伙伴们提前想好的。毕竟一旦是球员,球员的习惯很难改。
说到奇怪的关注点,现在是不是有人愿意认真问问绿党的一位新当选议员汉娜·斯宾塞些更关键的问题?我读过好几篇她的采访,若谈到反犹问题,反而比起她铺设下水道的经历、养几条灵缇、她在社交媒体上收到的刻薄留言,得到的关注更少。
我知道她养的灰狗、知道她做过水暖工——把她的蓝领经历当笑谈的怀疑论者未免有失公允——也知道她经常被描述为“女人闯入男人世界”的代表,尽管议会里从事疏通下水道的人远没有那么多女性。斯宾塞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想改善社会的善良人。
但现在的社会里,犹太人已无法无惧地在街上行走。我想有人该问她一句直接的问题:“汉娜——像你这样的好水暖工,怎么会和一群可恶的老牌反犹分子渗透者呆在同一个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