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惹恼某些人，六十年来的方法差不多：把头发留长。大卫·克罗斯比（David Crosby）1969年的歌《差点把头发剪了》（Almost Cut My Hair），当年既讽刺又反叛，今天听来依然如此。文化史学者埃里克·露夫特称其为克罗斯比“最重要的政治歌曲”。
长发所传达的那种挑衅意味并未消失。周一晚上，一名曼彻斯特联球员揪了对方的头发被罚下，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把被揪者的短马尾视为“自找”的过失。有声音说：“这些愚蠢的发型就是会被拽，真奇怪经理们不干脆要求合理发型……准备留马尾的球员难道不该负点责？球员都要提袜子、戴护胫，为什么不能要求把头发剪短？”
我倒觉得这事的教训有几条。首先，少管闲事，活着让别人活着——别人怎么梳头真不关我们的事。其次，优秀的体育常包含艺术性和自我表达，强行把运动员套进板着的军装式规范并无助益。最后，正如有人把长发看作邋遢或挑衅，我自己对短到极端的发型也会有类似反感。
当压迫政权要去“去人性化”某群体时，常常首先剃光头发。集中营里头发被剃下、打成二十公斤的大包出售——在某些圈子里，留头发仍是一种时尚，而那些穿条纹囚服的人显然不是那类人。
顺便说说我自己，目前头发也挺长的，本来打算去剪，像克罗斯比那样，也可能再拖一阵。
本周我在利物浦莱姆街站赶早班车，问列车员有没有无座车厢，他建议我改乘下一班：“我不建议坐这趟，伙计，”他直接说，“这趟烂，那趟好多了。”我再问为什么，他耸耸肩：“就是比这趟好。”听着像和《托马斯小火车》里的角色同行——列车也有脾气。“哎，那趟今天一早就脾气古怪，跟它讲不通。”
艾伦·贝内特曾在利兹的公共汽车网络上听这些小对话，他最喜欢的一段是两位女士互相议论：“我看那只傻海龟又出来了……”这样的小插曲常令人会心一笑。
而在政治圈，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那出号称替街区付一年能源账单的噱头，获奖者居然是改革党成员——一点也不令人意外。有朋友转来一条消息，说法拉奇还提议把“安全议席”当作比赛头奖——这听起来像是长了腿的愚人节玩笑。法拉奇有些表现本身就像闹剧：包机去查戈斯群岛的低价账单之类的举动，常让人怀疑是不是又一场把笑话开到我们头上的把戏。有人把这种风格归纳得更扯：连网站上都能看到“点我，得到上帝”的戏谑按钮。
